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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解放前,国民党抽兵,庄稼人买壮丁去顶替的时候,白占魁卖过自己五回。每一回,新兵从“师管区”开拔的时候,他都能逃脱。解放后,在土改中,他曾经表现出一种疯狂的积极;但这个大车连副班长,在新社会始终不能发挥他的聪明和才气,始终没有达到当村干部的目的。他是这样一个“庄稼人”:一九四二年,驻在黄堡镇的国民党军向山西中条山开拔的时候,当时还是他的情妇的李翠娥,把他藏了下来,他开始在蛤蟆滩卖零工。他套磨子反插了磨棍,好像牲口可以用头顶着磨石转似的;他给人家犁地,什么时候掉了铧,他也不知道,发觉后遍地用手刨着,寻找埋在土里的铧。抗日战争后期,他干脆专门贩卖自己。解放后他从分得的稻地塄坎上拔回来黄豆,连秸子架在草棚屋前面的树丫上,他那以风骚有名的婆娘李翠娥,做饭时用多少,拿棒槌打多少黄豆。他们没有娃子,上黄堡的集,像有文化的人一样,两口子一齐去。他们坐在馆子里,男女平等地吃羊肉煮馍。就是这个白占魁,去年冬天查田定产的工作组到村里的时候,他从民政委员孙志明那里取来传话筒,满村吼叫:“二次土改呀!人都甭进山哩!”他挡住秋收秋播后要进山担木炭、运木料的困难户不让走,满蛤蟆滩鼓动大伙,把姚士杰和郭世富都补定成地主,他们的“油水”比“瘦”地主还厚。郭振山狠狠地训了他一顿,他才老实了。土改时分给白占魁和李翠娥四亩稻地,但高增福总觉着他们不是正路庄稼人,李翠娥脸蛋子上的肉和屁股蛋子上的肉,没大的分别。

邪不压正!白占魁的两只三角眼败北了。他最后轻蔑地把戴着旧毡帽的脑袋一拐,扭开了脸。

高增福乘胜追击:

“我是乡人民代表,不可以问问你吗?你在西省收破烂,这时间既不下种,又不收割,回来做啥?”

“你管得着吗?”白占魁重新振作起来,三角眼盯住增福。

增福说:“管不管,问问你!不能问吗?”

任老四站了起来,弯着水蛇腰,把烟锅从有胡楂的嘴里拔开,溅着唾沫星子,笑说:

“实话,我眼不瞎,能算见这一卦!占魁,你想必是在西省,就算见咱村又到发动活跃借贷的时光了吧?是不是?你说!”

白占魁露出被卷烟熏黑的牙齿笑笑。

任老四说:“今年发不动啰。你算白跑了这一回!”

“发动了,也不能给你吃哩!占魁!”高增福毫不留情地说,“前年和去年,给你吃了,是犯了错哩。你算啥困难户?上集没旁的事,专为去吃馆子……”

白占魁再也忍不住了。那经过操练的敏捷的身子一纵,站了起来。大伙以为他要和高增福干仗,他却冲出教室门走了。只听见他在院子里咄咄呐呐:

“鸡巴毛当头发!啥人民代……”以后的话被街门隔断了。

高增福气得两眼直冒火星。那家伙显然在骂他。他想追出去,怀里睡着才娃。大伙劝增福,何必和这种人较量呢?再说:白占魁虽然不是村干部,但解放后历次运动,他都在积极分子里头跟着哩。他天不怕地不怕,有时候也的确热心,够吃苦。但高增福不同意,他说:

“这家伙实在不是东西!前两年他领了活跃借贷粮,说啥话呢:‘土改吃地主,活跃借贷吃富农和中农。’你们看,他领借粮的时候,根本没准备还嘛。咱们不能让他混在咱们里头,冒充困难户嘛。他没当上村干部?他当上村干部,我就不当村干部!”

大伙十分钦佩高增福这认真负责的态度。他不管光景过得怎样凄惶,精神上总是像汤河岸上的白杨树一般正直、白净,高出所有其他的榆树、柳树和刺槐,树梢扫着蓝天上轻柔的白云片。他无形中变成蛤蟆滩这些困难户的代表人物了,大伙的眼睛望着他,看他怎么度过这个春荒。他们都希望跟着他走哩。

时间使这二十来个穷庄稼人开始焦躁起来了。看看外头,卢支书仍然在苜蓿地里,和郭振山说话哩。他们说什么呢?是商量怎样召集另一次会的办法呢,还是放弃了发动活跃借贷,正在研究什么新的办法,帮助困难户度春荒?……

……不!没有办法!在苜蓿地里谈话的两个共产党员,除了活跃借贷和互助合作,他们也没有旁的门路。上级一再强调专款专用,不许把为了推广七吋步犁、解放式水车、化学肥料和杀虫农药的农业贷款,贷给困难户买粮食!这是违反政策的不负责任的轻率做法,造成农业生产上的损失,会招惹来违法乱纪的罪名。有限的社会救济款,是专为那些受了命运的突然打击,丧失了劳力的可怜老汉、老婆而设的。他们是个别的,一村只有三两户,而困难户要比他们多十倍,怎么能够用救济的办法解决问题呢?必须从生产上出主意……

郭振山高大的庄稼汉身躯,黑幢幢地站在苜蓿地里。他满腮胡楂的脸绷得很紧,咬紧牙恨姚士杰和郭世富——官渠岸一东一西,两座自发势力的堡垒。他说:攻不破这两座堡垒,就威胁到他郭振山的威信,威胁到下堡乡五村今后的各项工作任务了。

郭振山对卢支书很难堪地说:

“明昌,只要他们上了会场,我就有办法!我有群众,他们没群众!就凭我这两片嘴,三说两说,他们总得拿出些粮食!不是吹!谁知道,这两个顽固脑袋,比水渠里的泥鳅还滑,根本不上场来嘛……”

郭振山木愣愣地站在苜蓿地里,气愤地拍着两只被劳动锻炼粗大的手。

离他二尺远,对面站着手里捏手电筒的卢支书。他听着,有皱痕的脸上,带着不重视郭振山这番表白的神情。披着灰制服棉袄站在这里的,是下堡乡一个棱角四方四正的共产党人,尽管他言谈举动不引人注目。即使在工作成功的时候,卢明昌也不赞成夸大个人的作用;在工作失败的时候,还在侈谈个人的作用,只有掩盖自己的缺或错误的人,才这样做。作为中共下堡乡支部书记,接触的人多,他有观察这号人心理的经验。

卢明昌和郭振山一般年纪,比郭振山身量低,外表显得平常、渺小。支书穿着脱离生产干部的制服,也不能改变他庄稼人的体形——粗大的手,一尺的脚,出过力的胳膊和腿,微驼的背和被扁担压松弛的肩膀。中国有几百万、几千万这样的同志,他们穿上制服、毛呢料子衣服,还是那么和蔼可亲,平易近人,不会装腔作势。他们联系过和继续联系着不知其数的群众。

卢支书平静地笑笑,诚恳地说:

“振山!甭粘姚士杰和郭世富了。他们要是都进步,还要咱共产党员做啥呢?凡事都从自己方面多检查。比方说,乡上为这事开过两回会布置,你回来就没好好做准备工作嘛。同志,你还是粗心大意哩,重视乡上的意见不够。你要是通过个别谈话,动员好几个能借出几斗粮的普通中农,也不至于弄成这个僵局吧!你总相信你那套‘轰’的办法。振山,不行哩!今后要做艰苦、细致的工作哩!”

郭振山多毛的大鼻孔,长长嘘了一嘘气。

“唉!好明昌哩!一只手拍不响!蛤蟆滩两个共产党员,咱的生宝同志,埋头生产,不问政治。头一回开会,他到郭县去买稻种,不在家,欢喜来听会。他回来了,也不和咱联系。小伙子入党以后,有些骄傲……”

卢明昌听不下去了。他对这个和他有开玩笑交情的人,不客气地说:

“啊呀呀!轰炸机!你思想上长了霉子了呀!整党以后,你还说搞互助生产是不问政治哩!你忘了王书记去年冬里,在咱下堡乡支部大会上说的啥话哩?光光把公粮催交了,把农贷发下去,把统计表填上来,给打官司的人写介绍,给领结婚证的人开证明,这算啥了不起的政治?组织上经常叫咱们共产党员,甭光黏行政事务,要组织群众,领导群众生产哩。你应该把互助生产和单干生产分清楚!你说人家生宝不问政治,人家还怎和你联系呢?应当你主动帮助他才对嘛!”

郭振山的大鼻梁冒出细碎汗珠来了,他的满腮胡楂的脸也红了。他的互助组应名,实际是单干生产。即使黑夜里,卢支书也看清楚他尴尬的神情。

郭振山好一阵肚里没有一个词句。他用两只粗大的手,摸他瓜皮帽下边满腮胡楂的脸,企图拿这个动作,调节他头部过高的温度。

摸毕了脸,谢天谢地,郭振山终于寻思到一条可以站得住的情由,又来掩盖他的失败了。

“明昌,”郭振山竟用一种忧国的调子说,“我总觉着咱国家宣布结束土改,好不对呀?”

“怎不对呢?”

“自宣布结束土改起,姚士杰和郭世富就抬起头来哩。一般的庄稼人屋里,供桌上过年过节时,供先人的灵位哩,平时供土地证哩。啥工作也不好推动哩……”

“那你说怎弄哩?一年一回土改?最后把中农都收拾了?拉平?”

“你看你!我就那么不懂政策?我是说:咱也不一年一回土改,咱也不宣布结束。……”

“叫农村老紧张着?”

“实地光富农和富裕中农紧张。”

“普通中农不紧张?”

“紧张是紧张,不碍生产……”

“叫广大贫农心里也不落实?不打主意往前干?”

“……”能言善辩的郭振山肚里的词汇,又用光了。

卢支书忍住愤懑,用一种非常不满但又爱护的语调警告:

“同志!甭在中央的路线上找毛病哩。应当检查咱自家工作做得啥样?思想上有啥肮脏没?你从前卖瓦盆走的地方不少,是比一般庄稼人见识广。可比起咱中央的同志,咱们,你和我一样,从天上差到地下。马克思和列宁,咱在领袖像上经常见,很面熟,他们到底说了些啥?你知道吗?不知道?是那么,还是老老实实检查自家吧。听说,你和黄堡北门外砖瓦窑上的韩万祥有拉扯,应当注意自己是啥人!”

“你听谁说我和韩万祥拉扯?”郭振山紧张起来,气愤起来。

但支书很平静,很耐心的样子解释:

“没拉扯,你甭紧张。到教室里去,宣布叫困难户们回去。你告诉人家,等全乡各村都开过会,咱再研究怎办。快去吧!我披棉袄,你不披棉袄,当心凉着!”

“你听谁说我和韩万祥拉扯?”郭振山坚持着问,不在乎春寒。

“咱们往后再谈,甭叫困难户们等哩!”

“不!要弄清楚是谁给我头上捏事!”

“甭急!甭急!到底有拉扯没,支部将来会弄清楚的。你去叫大伙散吧!”卢支书说着,用手电在苜蓿地里的小径上一晃,披着棉袄,气恨恨地走了。

郭振山使对他寄托希望的困难户出乎意料的失望。他跑到教室门口,急急忙忙说了一声不开会了,就跑去追卢支书了。连孙水嘴填的表,他也来不及捎走了。他要弄清楚,到底是什么人在乡支部反映他!

孙水嘴把汽灯提走以后,穷庄稼人在学校的黑院子里,把梁生宝围住了。有几个人,突如其来,提出扩大梁生宝互助组的要求。生宝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一着,站在褴褛的破衣裳中间,一只手摸着耳朵后面的脖颈,脸上带着作难的苦笑。

“乡党们,”他作难地说,“我这互助组才整顿好嘛。我又是头一年当组长嘛。明年,叫我锻炼上一年,明年,大伙看我办事还差不多,再来。我年轻,没能耐,害怕闪得大伙过不好光景。”

“我们长眼着哩,你买稻种的事,办得不赖。”李聚才说。

“你甭光看见你的几家邻居亲近!”瘦高个子王生茂笑说。

“草棚屋虽远,稻地可相连着哩!”严肃的杨大海说。

生宝心里多么难受啊。他看见这伙人,比看见他家里的人亲!吸收他们参加他的互助组吧,怕户数太多弄不好;而且新收几户没牲口的组员,畜力又成了大问题。不成,万万不成。他想起窦堡区大王村的劳模王宗济在县上介绍的经验了:“互助组要好,开头要小。”他不能冒冒失失,办出没底底的事。但是另一方面,他又从心底里深深地同情这些没牲口或牲口弱的、非和旁人联络在一块不能耕种的困难户。他们的中农邻居、翻了身的前佃农或前半自耕户,在季节性的临时互助组里,用畜力换他们的劳力,得到他们的好处,而到耕种完毕以后,特别是农闲的时候,两只手闲得发慌,却没有人组织他们搞副业。这样,他们永远也摘不掉“困难户”的帽子,年年有春荒。他们的要求不仅引起生宝的同情,而且引起一个共产党员对群众的困难要帮助的那种责任感。他觉得从这群穿破烂衣裳的人中间悄悄地溜掉,是可耻的。

“万!”他喊叫。

“嗯!”有万在人群后边的黑暗中答应。

生宝说:“万,你来,咱商量能不能改变一下咱的计划。”

原来,生宝和有万趁着会没开起的工夫,在教室后边的角落里宣传鼓动郭庆喜,要铁人借出两石粮食给他自己选区的困难户,使他那些生活困难的选民,暂时能接续上家里的口粮,好配合生宝的互助组从山里往山口运扫帚。现在,生宝想改变计划,索性让原来准备运扫帚的那帮人,也参加割竹子,而改由另一帮人运扫帚,这样就可以帮助全村的困难户,解决一部分问题了。

“这帮人的口粮可又从哪里弄呢?”有万疑虑地问。

“想办法!”生宝思索着,加重语气说,“想办法!一交开扫帚,他供销社就要给开脚钱,不会等交够了才开支。不会!咱公家办事,不会那死板。这样,暂时缺的口粮就少了,就好想办法了。……”

大伙听了生宝和有万的谈话,霎时间高兴得沸腾起来。生宝从他们身上,卸下了沉重的精神负担,他们顿时感到轻松了许多。他们用喜欢和感激的眼睛,在刚刚上来的月光中,盯着生宝敦厚的脸盘。他们恨不得抱住他,亲他的脸。他胸怀里跳动着这样一颗纯良而富于同情的心。

大伙争先恐后报名:

“我去哩!”

“我也去哩!”

“说啥也得有咱一份!”

院里突然显得异常活跃而有生气。胳膊上吊着破布条和烂棉花絮子,高增福抱着刚刚醒了的才娃,站在人群中间,安静地劝大伙不要争抢。他外表安静,心里其实是很激动的。就好像一匹骏马看见其他的马跑开的时候那样,他控制不住自己渴望着跑的激情。生宝见义勇为的做法,使增福忠诚的心,被激发得颤抖着。他手抱着才娃,用胳膊肘子戳一戳生宝,说:

“生宝,把官渠岸参加运扫帚的人,交给我组织,你只管组织你们割竹子的人去。”

大伙一致表示拥护。生宝问:

“有才娃累你,你能进山吗?”

“你甭管!”增福说,“你甭管我进不进山。只要疙瘩在咱身上,好解!你只管组织你割竹子的人,运扫帚的事有我!”

……

在回家的路上,任老四一路慨叹着,慨叹着。生宝问:

“老四叔,你心里思量啥呢?”

“我思量你人年轻,肚肠宽大,”任老四溅着唾沫星子说,“你揽事这么宽,心里有底吗?”

生宝显出痛苦的脸相,摊开两只手,要哭的样子说:

“有啥法子呢?眼看见那些困难户要挨饿,心里头刀绞哩!共产党员不管,谁管他们呢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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